在对华关系上犯错数年，立陶宛失去了什么

　[环球时报驻立陶宛特约记者 邓仪 环球时报记者 李萌]编者的话：今年以来，立陶宛政府高层数次释放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该国外长布德里斯只有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才能保住职位；今年2月，立总理鲁吉尼埃内公开承认，2021年允许台湾当局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与此同时，立陶宛近期一项民调显示，该国58%的成年受访者支持将所谓“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改善对华关系。从政坛高层到民间社会，立陶宛呼吁修复对华关系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一转变，既源于立陶宛国内经济受损、民意求变的现实压力，也受到美国政策变化等外部因素的深刻影响。

　　多类企业受到冲击

　　今年5月，已经经营了26年的立陶宛维尔纽斯文塔半导体公司宣布企业即将停产，且公司将裁员23人。据立陶宛波罗的海通讯社报道，该国就业服务局近期发布的消息显示，维尔纽斯文塔半导体公司现已无任何新订单，目前仅有30名员工。企业财报显示，这家公司去年营收仅有32.2万欧元，为2024年700万欧元营收的4.6%，全年净亏损130万欧元。从2022年开始，维尔纽斯文塔半导体公司就不断裁员，2022年裁撤38人、2024年裁59人。

　　维尔纽斯文塔半导体公司的困境，是很多立陶宛企业2021年之后都面临的问题。这一年的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背弃立方在两国建交公报中所作政治承诺，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之后，中方决定将中立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立陶宛对华关系的恶化，给该国企业带来了巨大代价。

　　《华尔街日报》2022年的一篇报道说中了当时立陶宛政府的“打算”。文章称，长期以来，立陶宛自中国进口商品的规模远大于其对华出口规模，因此立陶宛政府或许预判，即便立中贸易关系因为政府政策受到影响，立经济也能够承受冲击。2021年中立关系恶化前，立陶宛直接对华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1%左右，投资领域情况也大致相同。

　　然而，立政府为自己的战略短视和政治投机付出了代价。据“欧盟动态”新闻网此前报道，欧盟委员会官员称，2021年12月，也就是立陶宛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台湾代表处”的次月，立对华出口额暴跌91%。2025年，立陶宛对中国出口相比2021年降了超过50%。

　　旅居立陶宛近30年的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措吉多吉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观察到，除高科技企业外，对华关系恶化对立陶宛其他两类企业的影响也很大。第一类是直接面向中国市场的出口企业。立陶宛一名从事食品和日用品出口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原本已经谈好的订单在2021年11月之后突然被取消。货物已经生产，销售渠道却不稳定，因此他们只能临时寻找其他市场，商品价格被压得很低，有些甚至是保本出货。该负责人无奈地说道：“问题不是卖不卖得出去，而是突然之间不知道能不能卖。”

　　第二类是做中间环节的供应商。措吉多吉表示，这类企业本来并不直接面对中国市场，而是为德国等欧洲企业提供零部件或配套产品。然而，立陶宛与中国关系紧张之后，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重新评估风险：如果供应链中包含立陶宛产品，会不会影响在中国的业务？一旦出现这种顾虑，即使没有明确限制，一些订单也会被转移。

　　有立陶宛媒体报道该国一些企业的困境说，它们失去的并不是“已经签好的订单”，而是“本来会签的订单”。这类影响在数据中往往看不出来，但对企业来说却是最致命的。

　　立陶宛经济学家波维劳斯卡斯2022年初就警告说，对于该国来说，投资者信心动摇或将成为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隐患。有观察人士称，对华关系恶化给立陶宛企业带来的变化，不只是贸易量的减少，还包括外界对立企业信心的下降。

　　多重现实压力推动立检讨对华政策

　　立陶宛的对华政策曾长期保持相对务实，聚焦贸易与文化交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站发表的文章显示，立陶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曾在较长时间处于增长态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立陶宛更是将中国视为经济增长与投资的潜在来源之一。

　　然而，2019年之后，立陶宛对华政策出现大转弯。这一年的2月，立陶宛安全部门在报告中首次将中国列为“国家安全威胁”。5个月后，立政府表示不支持吸引中国投资参与克莱佩达港口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投资“可能会威胁立陶宛国家安全”。

　　对于立陶宛政府2019年前后的政策转向，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首先，在国内民粹主义上涨的背景下，2019年之后，立陶宛逐渐在所谓“安全”的框架下讨论涉华议题。这一时期，在立陶宛政府的官方表述中，中国越来越多地被描述为“系统性挑战”。当外交语言从“合作与分歧”转向“阵营与对抗”时，对外政策本身就更容易走向激进。

　　其次，立陶宛对华政策受到执政党倾向的影响。简军波解释称，2020年10月，立陶宛议会选举后，以祖国联盟-立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人党为主导的中间偏右联盟组建政府。这一届立陶宛政府提出“价值观外交”，对外政策强调所谓“原则立场”。在该届政府执政期间，立陶宛在处理对华关系上的姿态明显趋于强硬和冒进。2021年2月，立议会通过有关退出中国-中东欧国家（17+1）合作机制等决议。3个月后，立陶宛议会又通过决议，干涉新疆问题。

　　最后，在安全领域，立陶宛对美国的依赖极深，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亲美外交路线。简军波表示，随着近年来美国对华转向遏制与打压，立陶宛的对华立场逐渐偏离理性轨道。拜登政府上台后，对中东欧国家的关注度有所降低，立陶宛为向美方示好、争取更多战略关注，选择在台湾问题上制造事端，以此向华盛顿递交“投名状”。

　　然而，从2024年底、2025年初开始，立陶宛对华政策层面逐渐浮现出检讨的声音。这一转变并非突然而至，而是多重现实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研究员钱亚旭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立陶宛此举本质上是在经济失血、外交孤立等压力下的被动止损。在外交层面，德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仍然保持与中国的务实合作，立陶宛已陷入彻底的孤立状态，成了欧盟内部的异类。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称，美国政策的变化是立陶宛调整对华立场的重要背景。当初立陶宛敢于公然在国际上制造“一中一台”，很大程度上是认为自己能得到美国支持。然而，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如果立陶宛仍坚持原有立场，就等于把自己置于“出头鸟”的位置。

　　还有观点认为，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姿态并未换来美国实质性的回报，这让立陶宛方面觉得自己吃了亏。美方曾承诺的6亿美元出口信贷，最终实际到位的金额仅为900万美元。此外，2021年，台湾当局宣布计划对立陶宛投入巨额资金、建设5座芯片工厂、创造数千个高薪岗位，并扬言将立陶宛打造为“欧洲硅谷”。然而，时至今日，这些承诺几乎全盘落空——仅设立了一笔1000万欧元规模的技术基金，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芯片厂项目毫无实质进展，科技园区规划也已停滞。

　　民间始终存在一个声音：要稳定，不要对抗

　　2024年10月，立陶宛再次举行议会选举，而社会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成为立议会第一大党。这一年的12月，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涅曼黎明党、民主联盟组建新一届政府。

　　2024年底，立政府已提出要将对华关系恢复到与其他欧盟国家相近的水平。2025年底，立陶宛议会内部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由不同党派议员组成，目标是推动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外交关系。立总理和总统都表达了希望修复对华关系的意愿。然而，立陶宛政界在对华立场上并不一致。

　　立总理鲁吉尼埃内6月18日称，该国正与中国就恢复外交关系进行谈判，但目前尚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来自反对党的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帕维利奥尼斯对此态度消极，不仅抨击立政府“允许中方设立代办处”的决定未得到充分讨论，还进一步渲染此举降低立陶宛国家地位，并臆测中方会以此为筹码提出更多条件。

　　相较于政界，立陶宛民间对华立场的分歧并没有那么大。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3月援引一项近期民意调查称，该国58%的成年受访者支持将位于首都维尔纽斯的所谓“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以改善对华关系。只有约1/4的受访者持反对意见，还有近1/5的人没有意见。

　　其实，在对华关系恶化之前甚至是现在，很多立陶宛民众并不了解台湾问题的始末，甚至不知道中国台湾省的地理位置。措吉多吉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说，大部分立陶宛民众的对华认知更多来自当地和其他西方媒体，而不是亲身经历。

　　很多立陶宛民众对中国和华侨更多是好奇。有立陶宛民众曾表示：“以前我对中国的印象很模糊，但真正合作之后，发现完全不是之前想象的那样。”还有立陶宛民众曾对中国企业怎么运作、是不是很难合作等提出疑问。不过，当他们真正接触中企之后，这些疑问往往都会消失。  

　　“立陶宛企业界看中国更加务实，中国对它们来说就是市场、机会和合作伙伴。所以即使在立中关系最紧张的几年里，立民间始终存在一个声音：要稳定，不要对抗。”措吉多吉这样说。